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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世界－－基因工程引起的倫理問題

易象乾博士� 文（註1）

孔果憲� 中譯

（歡迎翻印、流通本文及網路連接；欲做其他用途，請先連絡作者易象乾博士。電郵地址﹕namofo@jps.net）

簡介

�� 直到蘇聯政權徹底瓦解之前，我們無日不面對毀滅人類和整個生物圈的核子屠殺的威脅。如今全面性的毀滅似可避免；然而，核子電廠輻射外洩、陳舊的核子潛艇、某些政權或恐怖份子局部動用戰略性核子武器，所造成廣泛的破壞，雖然不再是全面的、致命性的，但仍可能繼續發生。

�� 一直為大多數人所忽略的，是基因工程對地球上的生命所帶來的空前致命性的威脅。除非國際政策能及早作出重大改革，否則維持生物圈的各個主要生態系統，將遭到無法挽救的破壞，而經由基因工程改造的濾過性病毒，極可能將人類領上滅絕的命運。在這些重大變化發生的過程中，人類本身也將在有意或無意間遭到改變，而在多方面都將與我們目前所認知的「人類」迥然不同。

�� 我們罔顧危險，幾乎在一切的領域上全力衝刺。多間最強大的跨國化學、醫藥及農產品企業的經濟前途都把賭注押在於基因工程上。在投注了龐大的資金之後，美國政府如今以恐嚇的方式，要挾全世界迅速接受大型企業在基因工程研究和市場行銷方面的要求。

何謂基因工程

何謂基因？

�� 基因時常被形容為人體及一切生物的「藍圖」或「電腦程式」。眾所週知，基因是按特定次續排列的脫氧核醣核酸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它在蛋白質的製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與一般人的認知及過時的標準基因模型相反的是，基因並不直接決定生物的「特質」，它們只是多種決定因素之一。（註1a）它們提供「成份表」，交由生物的「機能系統」進一步組合。「機能系統」決定此生物未來如何發育。換言之，在多數情況下，某個單一的基因，並不全然決定我們身體上某一特徵、或行為上某一特質。一道菜的風味不單取決於食譜；還得看廚師如何抓菜和炒菜。同理，基因也經由生物自我組織「機能系統」的處理，作複雜組合，在種種環境因素的影響下，而產生身體或行為上的結果。（註2）

基因並非易於識別的，具體的物體。基因在生物體內的作用不單取決於脫氧核醣核酸（DNA）的次序，也包括它在某一特定染色體的、細胞的、生理的和進化的環境中所處的位置。因此，基因物質的轉換，對於一個複雜的生物體內，數以千萬計的結構和過程中，其間極度嚴密控製、整合、平衡的機能，所造成的衝擊是難以預測的。（註3）

�� 基因工程是人工修改活的生物體的基因密碼。基因工程改變生物基本的物理性質，而有時改變的方式是在自然界中絕對不會發生的。一個生物的基因

，往往是橫越自然品種的界限，而被植入另一個生物內。植入後，某些後果能夠得知，但大多是未知數；已知的基因工程的結果多為短期的、特定的和屬於物理方面的，未知的後果多屬於長期的、整體的和心態方面的。長期的效果也分特定（註4）和整體性的區別。

生物工程與人工繁殖的區別

�� 人工繁殖動、植物，加快了大自然中本有的基因篩選和突變的過程，藉以挑選人類特定需求的品種。雖然挑選特定的品種，擾亂了自然界既有的篩選過程，但是所運用的是自然界中現有的方式。例如，繁殖馬匹只講求提升跑速，完全無視純種馬在野生環境中的存活率。在河流中人工養魚，導致原有的自然生態被排擠於外、而其本身缺乏免疫力、且將疾病傳染給野生魚等問題。（註5）

�� 路德‧博班（Luther Burbank）等人培育出各類美味新型水果；戴維斯加州大學培育出適合運輸包裝的硬皮方型番茄。培育的工作時而出錯，殺人蜂（

killer bees）即是例證。另外，1973年的玉米枯萎病害，摧毀了三分之一的玉米作物；原因是新培育的玉米品種，極易受常見的葉（黴）微菌中，某類罕有變

種菌的侵害。（註6）

�� 生物工程師宣稱他們只是加快「物競天擇的」過程，並提高古老繁殖方式的效率。在某些個別情形下，這很可能是真的；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生物工程師所設計的種種基因的改變，在自然界裡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所做的基因改變，僭越了物種之間的界限。

當前基因工程之應用

�� 以下概述一些主要的新發展。（註7）

（一）目前基因工程的商業用途多屬於農業方面。通過基因工程的改造，使植物能抵抗除草劑、殺蟲劑、並可直接在土壤中轉換氮。經由基因工程的改造，昆蟲可直接攻擊作物害蟲。目前正在研究中的是，是利用基因工程改造的細菌，直接在實驗室裡培育農作物。同時在構想中的是﹕領導市場新潮流的，是經由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變為化工廠；目前通過這種方式生產的有機塑膠，即是一例。（註8）

（二）基因工程改造的動物，目前正被開發成為『活體工廠』，用於製造藥品，並提供人體器官移植的來源。（經由異種基因轉移的過程而創製的新動物，稱為「生命異種製版（xenographs）」；異種間器官移植，稱為「器官異種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基因工程與「生命複製（cloning）」相結合，帶動低脂肪食用動物等的研發，使魚類也藉增大體型，加快成長速度。

（三）胰島素和其他許多藥物，已經通過基因工程，在實驗室中製造。食品工業所需要多種的酵素，包括生產乾乳酪所用的動物胃中的凝乳酵素（rennet），已有基因工程生產的形式供應，應用廣泛。

（四）醫學研究者憑藉基因工程，摧毀攜帶病原的昆蟲的致病能力。他們目前經由基因工程製造人類皮膚（註9），並期待日後能製造完整的器官，以及人體其他的部位。

（五）基因篩檢已被應用於篩檢某些遺傳性的健康狀況，至於運用基因治療來矯正這些狀況的研究，目前仍在進行。尚有其他的研究，著重於直接在人類胚胎內進行基因改變的技術。最新近的研究也集中於基因工程和複製的結合，在所謂「成長系列療法（germline therapy）」中，基因的改變是永久的，將代代相傳。

（六）在採礦方面，目前正在研發經基因工程改造的微生物，將用來在礦脈中提取金、銅等礦物。日後更將有能在「甲烷氣」中存活的微生物，「甲烷氣」就是令礦工致命的「沼氣」。尚有其它經由基因工程改造的品種，已被應用於清除漏油、中和危險污染物以及吸收放射能。目前在發展階段中。經由基因工程改造的細菌，將可令廢物轉化成可作為燃料的乙醇。

名家之見

�� 五十年代，媒體充斥著科學奇蹟將如何殺死全世界的害蟲、消滅昆蟲攜帶的疾病、餵飽全球饑餓人口的好消息，那就是DDT。到了九十年代，媒體滿載著有關基因工程未來美景的報導－－處處可見基因工程將如何掃除饑饉，如何消滅疾病等等，但問題在於代價。現陳述以下意見和引證，希望能幫助評估這個主要問題。

�� 諸多傑出科學家已就基因工程的危險提出警告。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家兼哈佛大學教授喬治‧華德（George Wald）寫道﹕

�

�� 脫氧核醣核酸（DNA）重組科技（基因工程）帶給社會的問題，無論在科學史上或對地球上的生命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重造生命的能力，乃是近三十億年來進化的結果，現在卻落到人類手裡。

�� 諸如此類的干預，絕不能與過去種種對生物天然秩序的干預，例如﹕人工繁殖動、植物，或以諸如Ｘ光等人工的方式，所引起的突變，混為一談。所有這些早期的程序，都在單一、或密切相關的品種內進行

；而新科技的關鍵，在於將基因超越目前一切分隔生物彼此間的藩籬�

�而不僅在品種間前後轉移所得到的；實質上是形成新的生命，能自我繁衍，故能代代相傳，一經創造，就「放虎容易縛虎難」了��

�� 在這之前，生物進化的過程非常緩慢，新生的種類有長足的時間適應環境��如今呢，整批蛋白質於旦夕之間調換成新的組合，而對於生物體本身或是其鄰者所造成的影響，卻無人能預測。

�� 由於基因工程太巨大、發生得太快了，所以這主要的問題幾乎仍未被思考過。在一切科學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中，道德問題最為重大。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道德觀仍是﹕自然界中一切可學之物，人類都可以勇往直前、毫無限制地去學習；而重組大自然，並不包括在這份「交易」中

��因為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不但可能是不智的，更可能是危險的，尤其很可能從動植物培育出新疾病，新型癌症，和新傳染病。（註10）

卓越的基因學家、有時被譽為現代微生物學之父的艾文‧沙格（Erwin Chargoff）評論道﹕

� ��最主要必須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權力再將更沉重驚人的重擔，加在尚未出生的一代。我之所以用「更多」，乃有鑒於核子廢物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已經夠恐怖的了。這個時代殃禍跌起，是因為我們需要請「阿斗」來扮行家定大略。還有什麼比創造生命型態的影響更長遠？��你可以停止分割原子，停止探訪月球，停止使用噴霧器；你甚至可以決定不使用幾顆炸彈來毀滅全人類，然而一旦造出一個新型態的生命，就如覆水難收。一旦你製造了一個可存活的大腸桿菌，它所攜帶的原形質的脫氧核醣核酸（DNA）是結合了單核或多核細胞核質的 DNA 時，它將會活得比你、你的兒女

� 、你的後代還長久。對生物圈做出無可挽回的破壞。這在過去是前所�

�� 未聞，也難以無法想像的一件事，但願我們這代人不曾造下這個罪��

�� 業。[註11]

看來，在進行將一份動物的 DNA 併入微生物的原形質的重組實驗時，對其中的過程並不完全認知。在 DNA鏈上，一個基因與其隔鄰的相關位置，是偶然的嗎？抑或它們彼此控制並互相調節？��大自然一直以來分隔開的東西，亦即是有核（eukaryotic）細胞的基因集（genomes）與無核（prokaryotic）細胞的基因集（genomes），我們卻準備將它們混合，這是明智之舉嗎？

�� 最糟的是，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這答案。一直以來，細菌和濾過性病原體一直在搞「地下黨」，它們對高等生物所發動的「游擊戰」，還並未被完全暸解。以無核生物來繁衍有核基因生命，是怪胎庫裡添怪胎，不啻為後代的生命蒙上模糊的面紗。人類智慧的進化已歷千萬年，難道僅為了滿足少數幾名科學家的野心與好奇，我們就有權來倒行逆施，走入不歸之路嗎？

�� 這個世界只是暫借給我們用的－－我們來了，又去了；不多時時間，我們又將大地、空氣、水留給後人。這一代人，或者上一代，以精密科學領軍，率先對大自然發動破壞性「殖民戰爭」－－子孫們將為此詛咒我們。[註12]

接下來是相反的意見﹕兩個支持基因工程的著名科學家。DNA 碼的發現人之一，諾貝爾得主詹姆士‧華生博士（Dr. James D. Watson）的觀察角度如下﹕

� 對於重組 DNA 帶來的疾病的可能性，華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寫道﹕「我不屑一顧！（華生一九七九年﹕113）。他的立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災難危險，在所不惜。他說，學習嘛，就是要這樣才行﹕不到老虎吃你，你怎麼會知道森林的危險？[註13]

這譬喻錯在哪？他自己甘願被吃，那是他的事；他有什麼權利把所有的人一起拖下水，一起被吃？當基因工程製造的（genetically engineered）生物被釋放到環境裡，禍殃眾人，豈止他一人。

以上的一位傑出科學家的話，清楚地告誡我們，不可倚賴科學界的「學閥」來替我們在道德上拿主意。事關重大，並非所有的基因學家都如此掉以輕心，或是不清楚所冒的風險。不幸的是，見到或關心潛在的問題的人卻少數。這並不奇怪，因為有許多人洞察到問題的一些根本，要麼改行，要麼根本不去踼這趟混水。而許多人是發現一來可以混碗飯吃，二來名利雙收，油水也還不少，所以樂此不倦。

當華生作以下的陳述時，他本身也清楚地見到一些問題﹕��

� 這「基因工程」事關重大，不能全由科學界與醫學界掌控。認為科學永遠是進步的，乃無稽放任之談；令人聯想起「如果任由美國商業自由發展，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思想。正如企業的獲利，並不一定使人類的處境獲得提升；每一個科學上的進展也並不會自動令我們的生命更具有「意義」。[註14]

世界知名的物理與宇宙學家，身兼英國劍橋大學數學「盧卡斯」教授（他之前為艾塞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所任之職）的史迪芬‧霍京 (Stephen Hawking)，雖然他不是基因學家，卻常公開評論基因工程的前景，例如﹕

� 主要以「大爆炸（the Big Bang）」和「黑洞（black hole）」理論馳名的霍京，近來致力研究人類如何適應未來的宇宙－－如果真能適應的話。他提出的一種可能﹕當一個智能生命達到我們現階段的水準時，就會開始自我毀滅。然而霍京是樂觀派，傾向於主張人類將會更改 DNA 以重造人，將人的攻擊性減到最低，並賦與我們長期生存的更好的機會。他說﹕「人類會改變基因構造，從而創造更佳的智能與更強的記憶力。」[註15]

霍京假設人類縱使瀕臨毀滅，仍有知道再造自我的智能。果真如此，我們又怎會要先瀕臨自我毀滅呢？霍京是否假設基因控制智商與記憶，而智商與記憶又等於智慧嗎？或者主張有一個司智慧的基因?所有這些假設都非常有疑問的。智能只是人之一小部份，一小部份中的更小部份拿來試驗，藉以全然暸解身為人的意義，這套思想理論從根本上裡就很有待探討。如果取身之一小部份，以這一小部份之形象進行自我塑造，所得者必然是更小之物，或是對一種嚴重的人性扭曲物。

�� 先撇開這些問題不談，霍京的確明白地表示，自然進化已到盡頭，取而代之的，是人類開始與自己的基因組成結構「過不去」。基因工程標誌著﹕科學從對自然界與自然機制的探討，到重造自然的轉移，這與我們對科學定義的概念大相逕庭。正如同前文舉出諾貝爾生物學得主喬治‧華德教授所說的﹕「迄今為止，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學、學、學，學習自然界中一切可學事物，然而，重新架構自然並不包括在這項「交易」內。」[註16]

�� 霍京的見解說明﹕即使才氣橫溢的科學家，對科學的暸解無懈可擊，也不免身陷科學至上主義的羅網。科學至上主義 [註17] 是指將科學擴張到科學方法的應用範疇之外，並錯誤地要以它作為信仰基礎。科學至上主義，神化科學

，以之作人及世界唯一的真理源泉。

�� 多數的科學研究倚賴人為的、封閉式的系統模型，然而宇宙是個開放的系統，因此，科學數據與自然界的開放系統之間的關聯存有先天上的限制。在實驗室裡看來是事實，在自然界裡卻不一定正確。[註17a]所以我們無法經由科學的方法論，而全面得知基因的改變對活的生物所可能產生的後果。[註18]

�� 如果我們對科學的暸解，是依據按照科學方法所蒐集的數據，從而成立的假設，那麼霍京打著科學旗號的主張遠超過科學的實質。他不自覺地陷入了先入為主的前題，與價值觀的羅網中，深深影響了他所作的假設與他對數據的詮釋。陷入羅網的不只是霍京，也包括了你我。無論站在什麼哲學立場，科學至上主義是我們文化背景的一部份，因此很難擺脫。我們必須記住，世界之廣是遠超出我們目前發明的科學儀器所能探測的極限。

�� 霍京的主張至少還是利人的，更危險的，在短期內或許是所謂「藍圖基因」，及其預期的商業用途，以改造基因，來變更我們後代的外表，使能更符合文化的價值觀與潮流。當我們改變了我們後代的眼睛顏色、身高、體重，以及其他身體特徵時，我們又怎麼知道還有什麼也被改變了呢?基因，不是只有單純一對一互應關係的孤立個體。[註19]

�� 一些具體困難

以下幾個例子列舉基因工程目前所作的嘗試，可能會令我們重新思考它所標榜的利益。

基因工程擾亂生態圈的自然生態系統之隱憂

� 當每年已有估計為數五萬的生物種類預期會絕種時，任何進一步對生態系統自然平衡的干擾，都可能造成極大的破壞。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帶著全新、非自然組合的基因，擁有獨特的能力來擾亂我們的環境。由於它們是活的，能在環境中繁衍、突變和移動，當這些新的生命型態遷入現有的棲息地時，可能會破壞我們目前所認知的大自然，對我們的自然界造成長遠而無可挽回的改變。[註20]

曾經有過小水族箱的兒童都知道魚、植物、蝸牛與食物必須保持均衡，水才會澄清，魚才會健康。自然生態系統更複雜，運作方式卻大同小異。不論我們認為大自然是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它都是一個具有自我運作機制和組織的系統。[註21]為了保障這個系統持久延續，這些機制確保各個重要的平衡態的維持。近來，人為的極度環境污染，與其他人為的活動令這種自我調節機制「吃不消了」。不過，當水族箱出了問題時，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學會對自然的警訊變得敏感，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危害到大自然維持平衡的機制。我們可以清楚地透視水族箱，但不幸的是，在探測非自然，並且通常是不易觀察到的改變這方面，我們的感官有其極限，所以不到廣泛的破壞已經造成之前，我們可能不會察覺到對環境嚴重的危害。

�� 經由「深生態學（deep ecology）」[註22]與「蓋鄂理論（Gaia theory）」的引領，環境系統互動與互倚的性質得到大眾的認知。[註22a]我們不再認為自然界中發生的事件是孤立的，每一事件都隸屬於一個互為因果的大網，也因而在生態系統中有著廣泛的後果。

�� 如果我們接受生物圈有自我矯正機能的主張，那麼我們必須檢視它們如何運作和它們結構上的限制。加之於生態圈自我組織系統的干擾愈是強，它的自我矯正就愈猛。認為各個系統最後必能克服一切，不論威脅有多麼嚴重，此說是毫無科學根據的。沒有證據顯示生命與人類的福祉，在這些自我組織系統中占有優先權，也沒有證據顯示在這些自我組織系統中，有什麼可以與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所可能呈現的威脅相抗衡。為甚麼呢？因為這些系統，從未處理過這些生物，本來這些生物是絕不可能以天然的方式構成威脅的。問題的根本，在於許多基因學家否認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是偏激的、新的、非自然的生命形態，因此在進化已達平衡的生態圈裡，沒有它們容身的餘地。

濾過性病原體

�� 植物、動物和人類的濾過性病原體，在形成生物圈的生態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人認為它們是進化改變的主要因素之一。濾過性病原體具有穿透它們寄生主的基因物質、自我分裂，然後與寄生主的基因物質重組，而產生新的濾過性病原體的能力。新的濾過性病原體再感染新的寄生主，從而將新的基因物質轉移給新的寄生主，當寄生主繁殖時，基因的改變就已經產生了。

�� 如果細胞經基因工程改造了，那麼當濾過性病原體進入這些無論是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細胞時，部份基因工程改造過的物質可以被轉移到新產生的濾過性病原體，再傳給這濾過性病原體的新寄生主。我們可以假設，普通濾過性病原體無論有多大的致命力，只要它們是自然產生的，在一個生態系統中都扮演著一個角色，同時也被這個生態系統所管制。當人類將它們帶離它們天然的生態系統，就可能引發問題；無論如何，所有在生態圈內的生態系統都可以假設是共有著某些防禦的特性，含有基因工程改造物質的濾過性病原體，既然絕不可能來自天然的生態系統，也就無從保證有天然的防禦措施來因應它們。因此，它們可以導致人類、動物或植物大幅度的死亡，繼而暫時，甚至永久的破壞生態系統。某一種植物突然大量的死亡，這絕不會是一樁孤立的事件，這能影響它的整個生態系統。對許多人而言，這也許屬於頗為理論上的顧慮，而像基因工程改造的濾過性病原體，會導致人類突然大量死亡的這種明確的可能性，或許較會引起廣泛的注意。 [註23]

生物戰爭

許多國家都在進行秘密工作，發展基因工程改造的細菌與濾過性病原體

，以用於生物戰爭。國際恐怖份子已經開始認真地考慮它們的用途。要管制它們幾乎不可能，因為商用設備與科技很容易地就可以轉移為軍用。

前蘇聯解體前有三萬二千位科學家致力於生物戰爭的工作，包括軍用基因工程。如今大部份科學家下落不明，還有他們帶走了些甚麼，也沒有人知道。在他們的研究中較引人注目，也較有發展前途的是以馬的腦炎或 Ebola 濾過性病原體所改造過的天花濾過性病原體。在一所實驗室裡，雖然有最嚴格的防範規定，然而這些原本從美國軍方偷來的濾過性肺炎病毒，還是感染了在建築物內出沒的野鼠，這些野鼠後來脫逃到野外去了。（註24）

也有證據間接指出，所謂的「波斯灣戰爭症候群」絕大部份的起因，可能來自一個經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戰爭作用劑，經過一段較長的潛伏期之後開使蔓延。幸而抗生素療法似乎對這那種作用劑生效用。（註25）當生物一旦被蓄意改造成抗拒所有目前已知的療法時，又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諾貝爾基因學得主、洛克斐勒大學退休榮譽校長約書亞‧勵德伯（Joshua Lederberg）在關懷國際間對生物武器控制方面，一直是眾人的前驅；然而當我以書信方式請教他關於將基因工程用於生物戰所牽涉的道德問題時，他回答道﹕「這不跟煉鋼的道理一樣嗎－－鋼可以用來造橋，也可以用來造槍；除此之外，我看不出還有甚麼可討論的。」（註26）和多數的科學家一樣，勵德伯無法認知到，科學研究者對於自己的發明用在什麼地方，是有責任的；因此他未能意識到，孫悟空一旦出了煉丹爐，想再把他鎖回去是辦不到的。換言之，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自然會導引到為生物戰爭之用，所以在進行任何基因工程研究之前，應該清楚地評估它在生物戰爭中可能的用途。許多參與「曼哈頓計劃」製造出第一枚原子彈的科學家，在暸解原子戰爭的恐怖之後，內心反思痛苦掙扎不已。令人驚訝的是，更多的基因學家居然現看不到這兩者的相同之處了。

當美國的克林頓總統閱讀了有關基因工程被用於生物戰爭的危險之後，極表關切，並在一九九八年春將民防因應措施列為一項當務之急；然而，他的行政部門，除了最基本的生物科技工業安全規則與限制條款之外，對其餘的一概反對。這樣一來，克林頓在無形之中造成了一種趨勢，即本欲防範之武器製造，變成更容易為他國及恐怖份子所取得。（註27）

植物

� 新的作物可以與野生的近親繁殖，或與相近的品種交叉繁殖。「外來」基因可能散佈到環境各處，造成無法預期、一發不可收拾的改變。作物與野生植物可能產生全新的疾病。被設定作為攜帶外來基因進入其他生物的是可超越品種間「藩籬」及壓制生物天然防禦措施的濾過性病原體，這使得它們比天然存在的寄生菌更具傳染性，任何新的濾過性病原體也因此比已知的品種更具威力。

� 普通雜草可能成為「超級雜草」﹕植物被改造成抗除草劑後，可能因為太過侵略性，自己反變成雜草；或者它們可能將抗藥力傳給野生雜草，使之更具侵略性。脆弱的植物可能被逼得絕種，進而削弱了大自然珍貴的生態多樣化。昆蟲可能無從控制；在令植物抗拒化學毒藥的同時，如果害蟲也承受了對殺蟲劑的抵抗力，則可能引起「超級害蟲」的危機。（註28）

�� 除草劑與殺蟲劑對鄉村的危害可能更甚﹕由於農人將可無所忌憚地使用這些有毒的化學劑，它們的使用量可能會增加，加重水質污染與土質惡化的威脅。

�� 植物被培育成能自我產生殺蟲劑後，可能會害及無辜，例如鳥、蛾、蝴蝶等。包括基因科學家在內，沒有人確實知道釋放出新生命形態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後果。他們知道上述這一切是可能的，而且是無法逆轉的，但是他們仍要貫徹他們的實驗。落在他們腰包的是鉅富；落在我們手裡的卻是一個吉凶未卜的新世界－－我們熟悉的世界早已隨風而去。（註29）

為了特定用途而種植「基因工程作物」時，既要阻止它們散佈到野外，又要阻止它們和野生的近親互相授粉，而須將它們孤立，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已經證明（註30）相互授粉的情況，能發生在基因工程種植處一哩之外。人類與鳥獸可能在偶然的情況下將基因工程改造的種子，帶往遠方，因為已有過有害雜草與異國品種的前科，而運輸途中或加工製造廠的洩漏也不可避免。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繼而可能排擠掉其他與之競爭的植物，從而徹底地改變生態系統的平衡，甚至將之摧毀。

�� 根據目前美國政府的法規，以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進行實地試驗的公司，毋須知會公眾，其所試驗的生物被添加了何種基因，它們可以宣稱為商業機密，公眾的安全因此便取決於企業科學家與政府管理人員的判斷，而這些人一時為政府工作，一時又為曾歸他們管的企業服務，如此輪流著。（註31）通常有學術背景的人，與生物科技公司有很大的利害關係（註32），而且主要的大學與生物科技企業所訂立的合約危害學術自由，並且把專利權交給企業。在各大學日漸倚賴主要的企業提供資金之際，多數的大學科學家將無法在基因工程與公眾安全的事務上以獨立、客觀的專家身份發揮作用。（註32a）

�� 科學家成功實驗了將「移轉基因」與「標記基因」轉移到細菌病原體和土壤蕈類中。這意味著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將進入土壤中散佈到土中生長的一切。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質，可以從植物的根部移轉到土壤細菌，而且至少在其中一個個案中，澈底抑制土壤生長作物的能力。（註33）一旦細菌在土壤中自由活動，就沒有自然界來抑制它們的擴散。一般性的土壤污染，可以劃限和移走污染區（除非污染已擴及地下水）。如果基因工程過的「土壤細菌」散佈到野外，將嚴重削弱土壤提供植物生長的能力（註33a），其可能引起的災禍可想而知。

水和空氣也容易為基因工程改造的濾過性病原體與細菌所毒害。

以基因工程培育出新型抗除草劑的作物，將導致化學除草劑用量的增加而影響環境。孟山都（Monsanto）等主要的國際化學、製藥、農產企業，將它們未來的財源押注在以基因工程培育的抗除草劑植物上（註33b）。

�� 最近，科學家找出方法，使通過基因工程培育的植物種子失去繁殖能力，除非這些種子經過以抗生素為主要原料的專利配方噴撒劑處理。其用意在於防止農人採集基因工程改造過的種子，以迫使他們每年重新購買種子。參與的企業明知基因散佈到野外，顯然會引起災難性後果，其可能性從科學上講是明擺著的，卻視若無睹若。（註34）

�� 為了生產不再倚賴石油為原料的塑膠，一些科學家通過基因工程，培育了在本身的莖部組織生產塑膠的植物。他們聲稱此種植物約在六個月內分解。（註35）如果這些基因經由與近親的相互授粉或其他方式流布到野外，那麼我們面對的前景是天然的土地上散落著塑膠葉脈（spine）的腐敗葉子。且不論在美學角度看來多刺眼，更是因塑膠有其實質上的危險，它能擾亂整個食物鏈，無脊椎動物可以吃下它，然後本身又被其他動物吞食。以此類推，如果主要的食物本身是不可食或有毒的，那麼整個食物鏈可能相繼死亡。（註36）

�� 另一個「高明的主意」是以基因工程培育具蠍子毒性的植物，如此採食植物的昆蟲就被殺死。縱然一位傑出的基因學家已經警告說，基因可能橫向轉移到昆蟲本身，或許經由它們，將毒性注射到人體內，然而對這項「高明的主意」的研究與實地試驗，仍進行著。（註37）

動物

以基因工程培育新類型的蟲、魚、鳥獸，具有擾亂自然生態系統的潛能，通過它們因基因改變而塑造的行為模式，能取代天然品種，擾亂其他品種的平衡。

�� 動物的應用所牽涉的道德問題中，較為之棘手的是前文所提到的「生命異種製版（xenographs）」的創製，其中往往涉及到人類基因的植入。（見以下段落。）姑不論創製新動物時植入的基因是否為人類的基因，「異種製版」乃是供人用而創造的，為了企業的利益而取得專利，罔顧動物的痛苦，它們的感覺與思想，或是它們天然的生活模式。

人類基因之應用

�� 當愈來愈多的人類基因被植入非人類生物，用以創造在基因上來說是部份人類的新生命型態之際，新的道德問題產生了。一個生物必須含有多少百分比的人類基因才能被視為人類？例如，一只青椒（註38）必須具足多少個人類基因，人們才覺得吃它會良心不安？對葷食者而言，可能在吃豬肉時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如果人類享有道德上的特殊地位，那麼一個生物體內存在的人類基因是否會改變它在道德上的地位？如果一個基因工程改造的老鼠，被用來生產人類的精子（註39），其精子繼而被用於受孕懷胎、產下人類嬰孩，那又當如何呢？

�� 數家公司正致力研發具有包含人類基因的器官的豬隻，以方便將器官用於人類的身上。其基本的概念是，你可以擁有植入了你的基因的自己私用器官捐贈豬；所以當你的某個器官壞了，你可以用這隻豬的器官替換。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於ㄧ九九六年九月發佈一套異種移植的方針，允許將動物器官移植到人體，並將有關健康與安全的責任，交付地方醫院與醫學評審委員會。為數四十四人的濾過性病原體學者、靈長類研究者、愛滋病專家，指責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方針，說道：「根據以往對於穿越品種而感染的愛滋病、B型泡疹濾過性病原體、伊伯拉病原體（Ebola），以及其他濾過性病原體等所累積的知識，將動物用於少數病人身上尚不可行，新的傳染性媒介者一旦蔓延，潛在的代價可能是上百千，乃至百萬條人命。」 [註40]

有鑒於此種移植方式過於危險，英國已立法禁止。[註41]

人類

�� 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質可經由食物、細菌或濾過性病原體進入體內。包含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質、經由天然過程而產生的濾過性病原體，其致命的危險，已如前述。

� 動用和重組病菌媒介體來生產病原體，確實有其危險。在法國的裴斯特研究所裡，六位從事致癌基因的基因工程科學家，在十年間相繼罹患癌症。[註42]

基因工程改造的非人類基因，也可通過基因工程改造的疫苗及其他藥品，以及使用為防範「排斥外來物」問題，而以基因工程改造的含人類基因的動物器官，從而進入體內。基因治療的應用，在於修正引發某些遺傳性疾病、有缺陷的人類基因，過程涉及將新的基因蓄意引進體內，以期修正身體的基因構造。它所依據的是簡化而謬誤的基因作用模式，假設個別基因與個別作用之間，為一對一的相應關係。由於基因之間的橫向互動[註43]已被證實，新基因的介入可能導致無法預期的後果。另一個問題是先前提到的「藍圖基因」的「詭譎趨勢」，如今我們已經順著這個趨勢，將基因工程改造的生長荷爾蒙，試驗性地注入身高較矮的健康兒童，只因為他們的父母想要他們長高一點。[註44]

�� 數年前，一家生物科技企業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所謂的「藥女」的專利，想要以基因工程改造女人，使其乳汁分泌特定的藥物。[註44a]以基因工程在實驗室中培養人類乳房的工作，也在持續進行中。不難想像的是，它們不但將作為癌症手術後的代用乳房，也將因女性對「完美」乳房的追求而帶動強大的商機。[註45]最近，一位基因學家倡議以基因工程培育無頭人，以作器官移植之用。若干著名的基因學家已表示支持他的提議。[註46]

「基因工程食物」

�� 許多科學家聲稱，食用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沒有害處，因為基因工程所改造的物質被胃酸消滅了。近來有研究 [註47]顯示，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質並不完全被胃酸消滅，其中有不少進入血液和腦細胞中。尤有甚者，事實證明人體細胞的天然抵抗機制，不足以將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質，有效地排除於細胞外。 [註48]

�� 關於食用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所存在的危險，已有記錄可考。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中，包括可能增加食物中的毒素量，以及對抗生素具抵抗力的致病生物的數量。[註49] 故意地增加食物內含毒量以強化其抗蟲力，不啻扭轉了數千年來，食用植物的選擇性繁殖過程。例如，當植物經基因工程改造來抵禦掠食者，植物的防禦系統通常含有合成的天然致癌物。[註50]��

�� 生產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時，工業上的失誤或疏忽可能引發嚴重的問題。做為補充食品的L-色氨酸（L-Tryptophan），屬於氨基酸的一種，被推銷為天然的鎮定劑與安眠藥，是以基因工程製造的。它導致三十七人死亡、一千五百人罹患無法醫治的「嗜酸性細胞增生（瀰漫性）肌痛症候群」（eosinophilia

myalgia syndrome）（簡稱 EMS）精神系統疾病，而終生殘廢。[註51]

根據約翰‧費根博士的摘要，食用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之主要危險如下﹕

� ��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中所產生的新蛋白質可能會

﹕a）本身構成過敏原或毒素，b）改變製造食物的生物的新陳代謝，使它產生新的過敏原或毒素，或者 c）使它的營養價質降低��。a）突變，能破壞天然存在於生物的脫氧核醣核酸（DNA），導致新陳代謝的改變及毒素的產生，並降低食物的營養價質。 b）突變，能改變正常基因的表現，導致其產生過敏與毒素，並降低食物的營養價質。c）突變，能干擾生物體的其他重要，但仍尚未知的脫氧核醣核酸（DNA）的作用。 [註52]

基本上，我們目前面臨基因工程改造的食品，開始充斥市場的局面，沒有人知道它們對人類全面性的影響為何，我們都將成為（實驗用的）天竺鼠。由於基因工程改造的食品仍然毋需附加標籤，如果發生嚴重的問題，很難追蹤它們的來源。缺乏標籤也助長企業公司遮掩其所應負的刑事上的責任。

更多基本的道德問題

廢物脫氧核醣核酸（DNA）

� 人類基因集內的十萬多基因，在單套染色體（ploid）人類基因集裡，大約三十五億脫氧核醣核酸（DNA）次序的基本對中，可能占百分之五。這個無密碼（noncoding）的脫氧核醣核酸（DNA）多數處於基因之間，被稱為「間隔者」（spacer）或是「廢物脫氧核醣核酸」。[註53]

絕大部份，在某些基因集中可能高達百分之99的脫氧核醣核酸（DNA），看不出有任何已知的作用。它之所以被稱為「廢物脫氧核醣核酸」，或是「自私脫氧核醣核酸」；自私，是因它除了搭著其他的基因集，以便被一起複製之外，沒有其他用途。 [註54]

廢物脫氧核醣核酸理論，與早年認為前腦葉對人類的福祉無所助益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伊格斯‧莫尼茲（Egas Moniz）

以前腦葉白質手術治療精神分裂症，而於一九五五年榮獲生理學或醫藥項目的諾貝爾獎。這個過程是以一條細鐵絲，經由頭顱的一側穿入，將前腦葉白質以類似炒蛋的方式攪拌。美國首席前腦葉白質手術專家華特‧費曼博士，是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也是美國心理學與神精學委員會的會長，他用冰鑿穿過淚腺，截斷前腦葉與神經床連接的神經纖維。這種手術最初用於精神病院的病人，後來普及為處理精神問題的一種方式。

� 有關此種手術及其後果，無可避免地出現了美化的版本，而其中又莫過於一九九四年豋載於「週六晚間郵報」，題名為「由內到外翻轉心靈」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作者本身是紐約時報的科學編輯，一開頭便戲劇性地聲明，美國必然至少有二百位曾患有憂慮、被迫害情結、自殺傾向、癖癮症（obsession）和精神緊張的男女，名副其實地用刀把他們的心給切掉了。[註55]

最後，大約有二萬人接受了這種手術。而攪拌前腦葉白質的程序，走的是不歸路，不能回頭的。

「廢物脫氧核酸」的想法，和源於對前腦葉作用的態度，而導致前腦葉白質手術的鬧劇非常類似。兩者在當時和現在所持的態度一致，認為最先進的科學研究並沒有發現任何有用的功能，所以前腦葉和廢物脫氧核醣核酸都必然沒有任何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或將之除去。正如同前腦葉白質手術師盲目地進行手術一樣，他們看不見自己在做甚麼，研究者亦盲目地以散彈槍的方式，將基因嵌入新的生物，卻無法預知這基因最後會在新的脫氧核醣核酸的哪裡，或者，除了最粗劣的測量方法之外，也無法預知將來的後果。如同進行前腦葉白質手術一樣，以基因工程創造生物也是走的不歸路。前腦葉白質手術不能還原，一旦將生物釋出，像生米做成熟飯。然而科學和「具責任感的」大眾傳播媒體，卻一致推崇二者可為人類帶來莫大的福祉。

生命做為基因商品

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發出第一份活生物的專利，授予以基因工程改造來清理洩油的細菌。此一詭譎的趨勢不僅導致了基因工程改造的動、植物的專利，更導致人類基因的專利，而後者通常未經基因提供人的同意或對其有任何益處。[註56]

對活生物的專有態度來自功利價值的哲學觀，漠視其本身的價值。換言之，一切生命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個人的特定用途，抹煞了對其他生命的尊重，以及其他眾生對其本身命運自決的權利。

由於美國在擁護平等觀念與個人權利的方面，扮演著歷史性的角色，因此它將人類基因的功利價值合法化的作法，頗出人意表。按照西洋諺語的說法，「一個人的家是他的城堡」，更何況我們的身體和基因構造呢？就常理而言，人們應該對自己的基因擁有法定的主權，然而，事實往往並非如此。[註57]

評估代價

基因工程縱然標榜種種的好處，但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它的代價似乎太高昂了。為了確保跨國企業的巨額營利能維持到下一世紀，我們得將生物圈抵押出去，嚴重地危害地球上的生命、甚至甘冒失去身為人的意義的危險。我們已經見到，基因工程為人類健康和環境帶來的重大危機，而它更引發了諸如人類是否有權利僅為了少數人圖利，而更改地球上有情與無情的生命等等嚴肅的道德問題。

�� 假設在某些方面，基因工程能以安全的方式利益人群，同時尊重其他形式的生命，那麼除了必須要加強科學危害的評估之外，更應訂定廣泛的道德方針。如果科學與道德方面的專家，要得到信任與尊重，他們必須擺脫個人金錢利益的染污，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抬身價。公眾的所知權、評估潛在危機與道德問題的權利，必須優先於企業機密，以及無知地賦予科學家隨興所至，無視後果的實驗權利的學術自由觀念。無論所謂的專家的價值為何，都不應將取決權全然交託與他們。一般人必須充實自我的知識，堅持民意的權力，並肩負起重大決策的責任。公眾的福祉必須重新列為優先考慮，跨國企業貪無止境，離經叛道，必須加以節制。

�� 這樣的運作計劃可行嗎？就算想要令目前刻不容緩的前進風潮放緩腳步，無疑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仍然還有希望。例如在歐洲，公眾對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所抱持的高度警覺意識，已經對企業界原準備大舉上市的策略，造成深遠的影響。也幸好不斷有少數受過良好訓練的科學家挺身而出，他們洞察到當前的危機，本著良知勇敢地發言，不畏個人及職業上所遭受的切身的威脅[註58]。顯然，關鍵在於教育公眾明暸當前的情況。我們必須堅定信念，確信平凡的民眾攜手合作，必能奠定正直誠篤的基石，從而樹立群體的智慧，為落入基因工程所衍生、極其複雜的議題迷宮裡的人們，指引出正確的道路。

附註

1.� 易象乾博士是加州柏克萊法界宗教研究院的研究教授，舊金山州立大學哲學系講師。電郵地址﹕namofo@jps.net。有關本文進一步的資料，請參閱其網址<http://online.sfsu.edu/rone/gedanger.htm> 的「基因工程及其危險」一文。

1a.� 何（Ho 譯音）等作者，總結新舊基因模型如下。在舊有的標準或稱為「中央定論」的模型中﹕

�在線性因果鏈中，基因決定特質，一個基因決定一個特質；

�基因不受環境影響；�� 基因保持穩定及恆常。�� 基因維持在生物體內，停留在原有的地方。

根據新的基因學﹕

�基因單獨起作用，是絕沒有的，任何一個都是處於一個極其複雜的基因網絡中，倚賴於基因集中所有其他基因的相互關係而起作用。因此，由於其他基因的差異，同一個基因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響。人類的基因千差萬別，所以從基因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特別當基因轉移到另一個不同的品種時，很可能產生全新而無法預料的後果。

�基因網絡亦循序受到生物體的生理機能，以及它與外界環境關係的反饋調節的層層支配。

�這些層層的反饋調節不僅改變基因的作用，並將它們重新排列，大批複製、變更次序，或者移位。

�基因甚至可以遊移於原來的生物體之外，而感染其他生物－－稱為橫向基因轉移。

（何梅文[Mae-Wan Ho譯音]，賀莫‧梅爾[Hartmut Meyer]與傑‧康敏斯[Joe Cummins]和著「生化科技泡沫」，登載於一九九八年五/六月刊、第28冊、第3期〈生態家〉第一四八頁。）

2. 史都華‧紐曼（Stewart A. Newman）著、登載於一九八九年九/十月份〈科學與自然〉的「基因工程之為形而上學（metaphysics?）與威脅」一文，重點在第一一四至一一八頁。亦參考理查‧思卓曼（Richard C, Strohman）所著、登載於一九九七年三月第十五冊〈自然生物科學〉第一九四至二00，「漸成說與複雜性﹕下一波的生物庫恩（Kuhnian*）革命」一文。另見何梅文[Mae-Wan Ho譯音]所著，英國拜思(Bath)市『門道圖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基因工程﹕美夢抑或噩夢。拙劣科學與財閥企業的勇敢新世界〉。） [*註﹕指美國哲學家兼科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S. Kuhn），其著作包括〈科學革命之結構〉。]

3.� 凡納迦‧任普勒賽（Vanaja Ramprasad）所著、豋載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刊、第三十五冊〈生物科技與發展評論（monitor?）〉第二十四頁的「基因工程與養活全世界的神話」。

4.� 舉例而言，特定的長期後果是某一品種的死亡或引發新的疾病生物。

5. 一九九一年，加州登斯謬發生大規模殺蟲劑傾瀉事件後，在河中放養魚類（的作法）遇到強大的阻力，原因是會嚴重壓抑當地土產魚類的數量的回升。

6.� 參考玟黛娜‧施華（Vandana Shiva）所著，倫敦『禪圖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心田的單一耕作〉一書；以及波士頓『南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生物盜竊：自然與知識之掠奪〉第八十七至九十頁。將基因工程用之於農業，是單一耕作模式的一種極新式的延伸。亦參考下文有關所謂「終結者」基因的討論。

7. 此段落大部份依據傑瑞米‧儒傅金（Jeremy Rifkin）所著、JP泰爾哲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生物科技之世紀﹕駕馭基因改造世界〉第十五至三十二頁。

8. 見下文有關植物的次段落以及標題為「基因工程一些具體困難之處」的主段落。

9. 「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批準（麻薩諸塞州坎滕市Canton, MA）『有機品創生（Organogenesis）公司』生產的Apligraf�（移植用皮膚）上市。根據負責Apligraf�全球行銷的（紐澤西州東翰諾弗市 E. Hanover, NJ）『諾瓦提斯製藥廠』(Norvatis Pharmaeuticals)所稱，此產品是唯一獲准在美國行銷的活的雙層皮膚組織。Aligraf近似人類的皮膚，有兩層主要的皮層，包括外在由活的角質細（Keratinocytes?）組成的上皮層。Aligraf的真皮層含有活的人類纖維母細胞。該公司的發言人指出，用來生產Aligraf的人類角質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取自於捐者，是經過檢驗合格的，不攜帶傳染性病原體的。Aligraf是經由醫院門診部或傷科中心的醫師，應用在病人身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版的〈基因工程新聞〉。）

10.� 喬治‧華德（George Wald）所著「對基因工程的控訴」一文，收錄於強生與史蒂哲編輯的〈重組脫氧核醣核酸（DNA）的辯論〉第一二七與一二八頁。（翻印自一九七六年〈科學〉第九/十月期。）

11. 艾文‧沙格（Erwin Chargaff）著、紐約洛克斐勒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赫拉克賴脫之火*﹕原始前生命素描圖（Sketches from a Life before Nature?）〉第一八九頁。[*註﹕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賴脫（Heraclitus）認為火是形成宇宙的主要的物質。]

12.� 同上，第一九0頁。

13. 詹姆士‧華生（J.D. Watson）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七日，發自冷泉港的私函。見狄柏‧桑拓（Tibor R. Szanto）所著「科學裡的價質社區﹕重組脫氧核醣核酸（DNA）的真相」一文，收錄於湯瑪斯‧布藍特等編輯、紐約奧爾班尼市SUNY出版社出版的〈爭議性的科學﹕從知足到鬥爭〉第二六0頁，附註五。

14.� 華生，一九七八出版，第一五九頁，引用於狄柏‧桑拓（Tibor R. Szanto）所著「科學裡的價質社區﹕重組脫氧核醣核酸（DNA）的真相」一文，收錄於湯瑪斯‧布藍特等編輯、紐約奧爾班尼市SUNY出版社出版的〈爭議的科學﹕從知足到鬥爭〉第二四四頁。華生也對基因療法的安全問題作出如下的評論﹕

� 有人呼籲對於基因療法持謹慎態度，並遵循政府管理章程，我對此嗤之以鼻。華生是紐約長島（Long Island）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ary)的總裁，他於一九六二年因解讀出脫氧核醣核酸（DNA）的結構而獲得諾貝爾獎，並成立人類基因集計劃。華生說﹕「如果我們等到體腔細胞的工作完成後，才嘗試生殖細胞的工作，太陽可能早就燃燒完了。」他對於以一概全認為一切基因改造都都是不好的說法，也頗不以為然。他質疑﹕「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加入基因，而能改進人類，為甚麼不去做呢？」「我們最大的道德問題在於不運用我們的知識。」（凱曦‧斯菲陶[Kathy Svitil] 所著、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公佈於〈發現雜誌〉網站的「勇敢新基因」一文。<http://www.discover.com/science_news/index.html>）

�

15.�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刊載於〈舊金山紀事報〉之「物理學家霍京著眼於生命」一文。

�16. 喬治‧華德（George Wald）所著「對基因工程的控訴」一文，收錄於強生與史蒂哲編輯、一九七九年由紐澤西州鷹歌林崖市(Englewood Cliff, NJ)的『新學徒堂出版社』(Prentice-Hall)所出版〈重組脫氧核酸（DNA）的辯論〉第一二八頁。（翻印自一九七六年〈科學〉第九/十月期。）

17.� 科學至上主義時而被稱為新人文主義，有別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

17a. 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發現，研究對象的行為符合既有的理論，這並不稀奇，因為理論是依據實驗室的經驗而制定的。科學家、甚至許多其他的人，不僅傾向於將在這種情形下得出的原則，用於特定的試驗系統，更認為它們在其他的環境裡同樣有效。這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在控制條件的封閉系統中得到的知識，在開放的系統裡也是無限度的有效。這種結論不但在理論的考量上無從立足，更無法依次在實際經驗中得到印證。當我們試圖以實驗室的實驗，來預測對自然環境的干預的後果時，這一點就變得極其重要。

實驗室裡的試驗，其目的在於儘量創造恆常或可掌控的條件，而在（自然的）環境裡，是辦不到的；影響的因素（溫度、濕度、物質的流動、特定品種的變種等）時時在改變。這些改變有某些原則可循，但無法能準確的預測。稀有的事件（地震、龍捲風、洪水、乾旱、火山爆發等）都可能會發生。因為自然界活生物體的特性，也由它們與自然界其他活的、或是無生命份子的關係而決定，必然可以想見，它們的行為與這些環境裡的參數（parameters）有相互關係。特別在牽涉到基因工程改造、自然界前所未有的生物時，無法對它們的行為做準確的預測，因此無法預知具體隱患。這一點完全超出了實驗室的理論與試驗的範疇。當主要、進化的自然與這種次要、人造的自然衝突時，出現的變異與危機，不再是試驗性的科學理論所能理解與描述的。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是改變了基因的生物被釋放到環境裡。目前而言，這些釋放物仍屬少數。日後當這些產品被大規模的應用時，預測它們行為的問題將更為嚴重。由於科學家時常無法明確地預測在理論與實際方面所遭遇的問題，於是，他們掩飾釋放生物是屬於試驗性質的，且事實上，他們必須通過此類的試驗，才能得知及描述其中危險的知識；他們對於這一點，也加以隱瞞。然而，釋放的試驗也如同任何一種試驗，都有失敗的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生物無法在環境中立足，而其他的情形則是它們造成大規模、不可收拾的破壞�。由於無法準確地預測將生物釋放到環境的結果，這種作法事實上是在自然環境中做試驗，也是拿自然環境來做試驗。（瑞琴‧科雷克（Regine Kollek）著「實驗知識的極限﹕一個女性主義者對於基因工程的生態危機之面面觀」，收錄於玟黛娜‧施華（Vandana Shiva）與殷耿 ‧摩賽（Ingunn Moser）所輯、一九九五年倫敦與紐澤西州『禪圖書出版社』出的〈生物政治﹕針對生物科技的女性主義與生態學讀本〉第一0六至一0八頁。）

18.� 除了物理的影響之外，許多人也關心對於心智與精神上的影響，這些顯然是超乎科學所顧及的範疇。由於科學不涉及生命在心智、心靈層次與物理層次之間的關係，對於基因工程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智及心靈生活，科學無可奉告。心靈智慧與解脫的自我超越，是一切有情生命的潛能，而非人類所獨有。從科學模式的觀點而言，自我超越毫無意義。

對於肉體與精神關係，根據「非笛卡兒*」式的看法，我們身體和神經系統的狀態，影響我們的心態，反之亦然。舉例而言，許多亞洲宗教體系的道德觀建立在業果的觀念上，強調身與心兩者的清淨，是精神提昇的先決條件。由這個觀點來看，改變我們、或是自然環境的基因結構，可能會對我們自我超越的潛能，產生負面的影響。。基因工程具有改變我們身體、以及身體所處的環境的潛在可能，從而削弱它們輔助人類精神提昇的能力，而這種過程正是發揮人類自我超越潛能的多重途徑的樞紐。做再多的研究，都不足於道盡其中的危險。（*註﹕笛卡兒，法國哲學家，1596-1650）

亦參考易象乾著「基因工程的道德與心靈議題」，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五冊、第四期〈護生之聲﹕發揚宇宙價質觀的季刊〉第六至七頁，公佈於GE%20Essays/Ethical%20and%20Spiritual%20Issues%20in%20GE.htm，以及易象乾著「佛教與生物科學」，公佈於http://online.sfsu.edu/rone/GE%20Essays/Buddhism%20and%20Biotechnology.htm。

19.� 見前文「何謂基因」項下。

20. 「我們熟悉的世界的結束﹕環境為基因工程所付的代價」 http://www.greenpeace.org/~comms/cbio/brief2.html。

21.� 這是蓋鄂理論的中心思想，其理論主張整個星球的生態圈構成一個活的生物體或自我調節體統。蓋鄂理論家分為兩個主流派，一派認為地球是一無意識、自我組織的物質系統，另一派認為地球有自我意識或覺知。

22. 「『深義生態學』一詞是艾恩‧奈斯發明的，來自他一九七三年所發表的『淺與深，長遠的生態運動』文章。奈斯要形容的是一種更深、更靈性化的對待自然的方式�。他認為此種更深層的方式，源自於對我們本身及我們周遭非人類的生命，一種更敏感的開放態度。」比爾‧德瓦（Bill Devall）與喬治‧賽遜斯（George Sessions）著、鹽湖城『遊歷斯密斯出版社』（Peregrine Smith Books）一九八五年出版〈深義生態學﹕自然在我心中〉第六十五頁。

23. 首批基因工程師在一九七五年的「艾思路瑪宣言」（Asilomar Declaration）裡，要求頒佈延期法令，正因他們擔憂無意間創造新的濾過性病原體和細菌病原體。他們最壞的預想可能正在變成現實。商業界的壓力，導致管理章程的製定－　－多數都是依據未曾經過測驗的假設，所有這些假設已經被當今科學發現所推翻。例如，實驗室中的一組生理上「殘障」的細菌，時常能在自然環境中存活，而與其他的生物互換基因。釋放自死的或活的細胞的基因物質（脫氧核醣核酸DNA），非但沒有快速地分解，事實上反而在環境中存活，並轉移到其他的生物。裸露的濾過性病原體的脫氧核醣核酸（DNA）感染性更強，寄生種類更多；可以抗拒而不被老鼠的腸胃消化，並進入血液感染白血球、脾臟、與肝細胞，甚而可能與老鼠的細胞基因集結合。（「科學家發現基因科技與傳染疾病復活有關。『獨立調查呼聲』。」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何梅文[譯音]教授發佈的新聞稿﹕http://home1.swipnet.se/~w-18472/prhortra.htm。）亦見何梅文[譯音]等著、豋載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刊、第十冊、第一期〈健康與疾病的微生物生態學〉第三十三至五十九頁的「基因科技與傳染疾病的基因生態」一文。

24. 見理查‧普萊斯頓（Richard Preston）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的〈紐約客〉第五十二至六十五頁，「戰爭年鑑﹕生物武器家」一文。亦見茱蒂絲‧米勒（Judith Miller）與威廉 ‧ 柏萊德（William T. Broad）合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紐約時報〉的「伊朗人製造生物武器之狼子野心：前蘇聯科學家被引誘」一文。http://online.sfsu.edu/~erone/GE%20Essays/Iraninas%20Bioweapons%20ExSoviet%20Scientists.htm，以及「前線疫疾戰爭」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plague/.

25. 詳見葛斯‧尼可森（Garth Nicolson）博士與南絲‧尼可森（Nancy Nicolson）博士的分子醫學研究院的網站http://www.trufax.org/gulfwar2/newsrel.html 。

26.� 引用我在一九九八年春所收到勵德伯（Lederberg）博士的電子郵件。

27.� 威廉 ‧ 柏萊德（William T. Broad）與茱蒂絲‧米勒（Judith Miller）合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紐約時報〉的「細菌防衛計劃因被揭弊而陷入危機」一文。亦見溫蒂‧包納碧（Wendy Barnaby）著、豋載於一九九七年六/七月刊〈基因道德〉第十八期的「生物武器與基因工程」一文。

28.� 原文為「對除草劑的抵抗力」，但顯然是「對殺蟲劑的抵抗力」。

29. 「我們熟悉的世界的結束﹕環境為基因工程所付的代價」 http://www.greenpeace.org/~comms/cbio/brief2.html。

30. 「最直接、也最容易觀察到基因轉換的植物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起源於基因轉換作-植物與其野生的近親交叉授粉，而產生的超級雜草。實地追蹤已證實，交叉混種已經於基因轉換抗除草劑的Brassica napa（油菜／蕓薹）及其野生的近親中出現��」何[譯音]著〈基因工程﹕美夢抑噩夢〉第一三三頁。某些證據顯示，基因轉換的植物對其他植物授粉的能力，高出普通植物，從而更增加了超級雜草出現的危險。見J‧博格森（J. Bergelson）C.B.普凌頓（C.B. Purrington）與G.惠克曼（G. Wichmann）所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第395冊6697期〈自然〉第二十五頁的「基因轉換植物的雜交情形增加」一文，以及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刊載於〈洛杉磯時報〉（合眾社新聞）「基因工程引發『超級雜草』的恐慌」一文。

31.� 舉例而言，如眾所週知，數家稱雄世界的跨國基因工程工司之中的『孟山都』公司與白宮之間，有一條地下通道﹕

� �前美國商業代表，以及在去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前，仍是美國商務部長的米奇‧坎特（Mickey Kantor）先生，已成為跨國生物科技大公司的『孟山都』Monsanto Corporation董事會的會員，一位在坎特先生開的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律師事務所』的職員，證實了此項聘任。坎特先生從公職轉至私職，緊步其他人士的後塵---也改行到生物科技工業。瑪莎‧賀爾（Marcia Hale）於月初自美國總統的政府部門助理，轉為 Monsanto的資深職員，負責協調英國與愛爾蘭方面的公共事務與企業策略。同樣於本月搖身變為企業人的是L.費格鼎斯（L. Val Giddings），不到兩個星期前，格鼎斯從美國農業部（USDA/APHIS）的生物科技管理員，轉為「生物科技工業組織」（BIO）的食品與農業的副總裁。在「開放式特別運作團體」舉辦的「生化安全計劃」（Note:here, "protocol"=a detailed plan of a scientific or mecdical experiment, treatment, or Procedure）第一屆年會時，格鼎斯是美國代表團的成員，上星期，他以 BIO 代表的身份，參加第二屆計劃（protocol?）的年會。（「愛德蒙研究院」的貝絲‧柏瑞斯（Beth Burrows），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日，以電郵發佈的新聞稿，標題為「政府雇員轉向生物科技」，同時於網路上公佈在http://www.corpwatch.org/trac/corner/worldnews/other/other53.html與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1527/appt.html。）

柏瑞斯於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日，在蒙特婁舉行的生化安全磋商會議上，分發以下的附錄書﹕

� 基於對此事的關注，我們再一次註明以下職位的變更，此次名單按字母順序排列﹕

大衛‧貝爾（David W. Beier） �前「基因科技公司」的政府事務主管，現為美國副總統高爾的國內政策顧問。

琳達‧費雪（Linda J. Fisher） �前美國環境保護管理局之下，防制汙染、殺蟲劑、有毒物質辦公室的行政助理，如今是『孟山都』Monsanto Corporation的政府及公共事務的副總裁。

L.費格鼎斯（L. Val Giddings）�前美國農業部（USDA/APHIS）的生物科技管理員，兼（生化安全）的磋商員，現為「生物科技工業組織」（BIO）的食品與農業的副總裁。　　　　　

瑪莎‧賀爾（Marcia Hale）�前美國總統的助理，兼政府部門事務的主管，現為 Monsanto Corporation的國際政府事務的主任。

麥可（米奇）‧坎特（Michael [Mickey] Kantor）�前美國商務部長，兼美國商業代表，現為Monsanto Corporation董事會的會員。

約書‧京（Josh King）�前白宮典禮製作主管，現為孟山都Monsanto Corporation華盛頓首府辦公室的全球通訊主任。

泰瑞‧麥德理（Terry Medley）�前美國農業部、動植物健康監察服務處（APHIS）的行政人員，前美國農業部、生物科技審議會主席兼副主席，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食物顧問會會員，現為隸屬「杜邦公司」的農物企業的法規及外事主任。

瑪格莉特‧米勒（Margaret Miller）�前Monsanto的化學實驗室監察，現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獸醫醫藥中心、新動物藥品評估辦公室、人類食品安全與咨詢服務副主任。

威廉‧瑞寇沙斯（William D. Ruckelshaus）�前美國環境保護管理局（USEPA）行政主管，現（以及過去十二年來）為 Monsanto Corporation 董事會的會員。

麥可‧泰勒（Michael Taylor）�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醫療用品處與食品處的法律顧問，後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的執行助理，後為「金與斯柏鼎」法律公司和夥人，監督一九位律師的小組，其客戶包括Monsanto Agricultural Company，其後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副政策局長，現又為「金與斯柏鼎」法律公司的成員。

莉蒂雅‧華楚（Lidia Watrud）�前Monsanto Corporation 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微生物生物科技研究者，現為食物顧問會會員，現為美國環境保護管理局、環境效應實驗室、西部生態組的成員。

克雷頓‧宇特（Clayton K. Yeutter）�前美國農業部秘書，前美國商業代表（帶領美國團隊參加美國加拿大自由貿易協訂，並協助開展「關稅貿易總協訂」（GATT）烏拉圭回合的磋商會議）現為Mycogen 公司董事會的會員。其公司的大股東為『道』化學公司The Dow Chemical Company所全權擁有的Dow Agro Sciences。

此類的問題並不侷限於美國﹕

環保人士昨日表示，政府在基因工程改造農作物方面的顧問應該被革職，因為其中過半數與生物工業關係密切。「地球之友」（FoE）昨天公佈，「對環境發放顧問委員會」（ACRE）十三位成員中，八位與進行農作物試驗，或其他基因工程研究的公司或組織掛鉤。ACRE 的成員，是政府有關批准在鄉間種植基因改造作物法令的顧問，目前已經通過一百五十多的申請案，而沒有拒絕任何一個申請案。雖然會員在涉及個人利益的申請案中不投票，「地球之友」的食品倡導人士（campaigner）艾卓恩‧貝柏（Adrian Bebb）指稱這個過程本身不健全。「當這麼多的成員與生物工業有密切的金錢利益時，人們怎麼會對政府的顧問委員會有信心？」（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倫敦〈獨立報〉）

32.� 羅素‧摩克柏（Russell Mikhiber）著、豋載於一九九八年三/四月刊的〈生態學家〉的「拍賣『客觀』科學」一文。亦參考丹‧費根（Dan Fagin），瑪莉安‧勒斐（Marianne lavelle），與「公義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著、博奇連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毒害的詭計﹕化學公司如何操縱科學、歪曲法律、危害您的健康」。

32a.� 根據一九九一年對美國各大學的調查顯示，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與哈佛大學，生物科技相關部門被商業滲透的情況，比率最高。（薛爾頓‧布里辛斯基（Sheldon Krinsky）等著、刊載於一九九一年夏季第十六冊、第三期〈科學、科技與人性價質〉第二七五至二八七頁的「生物科技中學術與企業的關係﹕一項數據調查」一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自然資源學院，最近與『諾瓦提斯』（Novartis）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簽訂五千萬元的合約，將學院基因工程研究的獨家專利權的管道，給與後者。諾瓦提斯也有權指派部分教職員。見卡爾‧霍而（Carl T. Hall）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舊金山紀事報〉的「加大與生物科技公司開展研究生意﹕柏克萊分校可獲得五千萬」一文；彼得‧羅塞（Peter Rosset）與莫妮卡‧摩爾（Monica Moore）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舊金山紀事報〉的「研究合作引發辯論」一文；察爾斯‧布若斯（Charles Burress）著、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舊金山紀事報〉的「生意敲定：加大與生科公司合作做前瞻性研究�� 擲『派』者（派---pie糕餅）讓加大飽嘗抗議的滋味*」一文。[*註﹕指抗議者對加大人員投擲派。]

33. 何（Ho譯音）著〈基因工程﹕美夢抑或噩夢?〉第一三三頁。亦見 M.T.福爾摩斯（M.T. Holmes）與E.R.英格恩（E.R. Ingham）合著、刊載於一九九四年第七十五冊〈美國生態協會公報〉（副刊）第九十七頁的「基因工程對土壤食物網的影響」一文。

33a.� 蓄意選擇少數基因而加以動用、並大規模地複製，是以人為的判斷取代自然的淘選。就神學的觀點而言，對於基因的取捨，農商科學人員是否有群體的智慧來決定什麼是「好的」，令人懷疑。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選擇可能會自我繁衍（例如，基因如果流失到野外）。大規模的轉移基因的作法，造成這類或其他的影響，最初可能看不出來。倚賴基因工程的抗除草劑科技，可能衍生的詭譎後果之一，是重複使用一種配方的除草劑。典型的橫貫轉移基因農作方式，按設定的順序，重複施用四種以上不同的除草劑，將會短暫的影響土壤的微生物。可以預見的是，如果長期地倚賴一種除草劑，例如glysophate[Roundup]或bromoxynil，將會較長期地轉變土壤的微植物群，甚或無法逆轉的改變土壤生物整體的組成。這樣的後果如果發生了，可能影響日後種植的土質，尤其是有報告指出，在某些經過除草劑處理過的土壤裡，發芽的過程受到損害。在這方面，道德上的考量關係到我們對後代子孫的責任��。（馬克‧賴普（Marc Lappe）與卜蕊特‧貝利（Britt Bailey）合著、緬因州蒙露市(Monroe, Maine)『平凡勇氣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背道而馳﹕生物科技和企業接管你的食物〉第一一四頁。

33b.� 同上，重點在第五十至六十二頁。

34.�

�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美國農業部（USDA）與美國一家名為Delta & Pine Land Co.的棉花種子公司，得到美國授與改造種子基因、令其再種植時無法發芽的科技專利權。這種科技是專為防止農人從他們收成的作物來儲蓄種子，以做為下一季播種之用。由於這是一種潛在的「滅絕」科技，「國際鄉間振興基金會」（RAFI）稱之為『絕種』科技。�如果商業上可行的話，『絕種』科技將對農業造成深遠的影響。對全球的農人、生態多樣化、食品安全是一大威脅。斷絕種子繁殖的科技勢將斷絕農人世世代代以來，從收成儲存種子的權利，並危害到倚賴農田儲存的種子以保障其食物來源的十四億人口�南方資源短缺的農民。科技開發人聲明，此項科技的用途主要將針對南方，以防止農人儲存美國各種子公司推銷的專有權種子。Delta & Pine Land 公司與美國農業部，已向七十八個國家申請科技專利。如果『絕種』科技被廣泛使用，它將賦予跨國種子與農化工業史無前例的能力，來掌控世界食物的供應。（「國際鄉間振興基金會」一九九八年三/四月公報，http://www.rafi.ca/communique/11982.html。）

基因學家約瑟夫‧康明斯（Joseph Cummins）評論道﹕

� �自終結者作物流失的花粉無生殖能力，無法傳播給雜草或其他作物。而來自被四環黴素處理過的結子作物的花粉，能散播阻擋「滅絕」者的基因。例如，當雜草被「滅絕」者花粉所受精，新一代的種子將生出具繁殖力花粉的植物。下一代中，百分之二十五的『絕種』植物會產生不孕的花粉。由於不孕的花粉無法散播終結者基因，通過正常有性繁植而散播的『絕種』基因會很有限，然而終結者基因將會一直存在植物群中。此種情況類似人類的致命性基因疾病。『絕種』基因若僅靠有性繁殖而散播，並不威脅到其他的植物。但是，以其他方式來散播終結者基因，則構成更大的威脅�。以濾過性病原體來散播終結者基因，可能輕易地令大批雜草和作物失去繁殖能力，而且，重組基因可能會輕易地消除四環黴素的逆轉/反制（?）作用。「滅絕」者濾過性病原體對作物的生產，可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此類的基因]具有造成基因突變的潛能，從而導致基因的磨耗，以及在基因規則與表現上不利的改變。它們活動性強，並且一旦被引入高等植物與動物，很可能會繼續蔓延，永遠不停！（康明斯教授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終結者的基因學」電子郵件。部份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亦見伏卡‧雷曼（Volker Lehmann）著、一九九八年六月刊、第三十五冊〈生物科技與發展評論（monitor）〉第六至八頁的「種子不孕專利威脅種子的保存」；「國際鄉間振興基金會」發佈於http://www.rafi.org/misc/terminator.html 的「終結者科技」新聞稿;以及瑪莎‧克若持（Martha L. Crouch）著、一九九八年重訂，華盛頓州艾德蒙斯市、艾德蒙斯研究院的「終結者如何終結﹕為非科學家解釋一項消滅第二代作物種子的驚人專利」一文，公佈於http://www.bio.indiana.edu/people/terminator.html。

英國的「Zeneca 生物科學公司」最近為它自己版本的終結者基因，提出專利申請。見「國際鄉間振興基金會」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發佈於http://www.rafi.org/pr/release19.html 的「��接下來是『終結鼠！』﹕肥貓公司能以肥鼠基因消滅作物」新聞稿。

35. 「以轉移基因方式種植、能生化分解的塑膠，又稱為polyhydroxyalkanoates或PHA's，第一批的樣品已經運往美國和歐洲的塑膠公司。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的Metabolix公司，已經得到一項轉移基因科技的美國專利權，將基因植入高效率、使用轉移基因生物的發酵系統，以及實地農作物，以生產塑膠，在成本方面，最終將能與以石油提煉、用於包裝材料、紙尿片、盛盒、瓶子、垃圾袋的塑膠競爭。美國與歐洲的數家公司和研究所，正在為生產塑膠的轉移基因植物申請專利��。英國瓦衛大學的科學家，在轉移基因植物的生產方面，已有突破性的進展。而加拿大的研究人員，也快要能夠以類似的轉移基因植物製造塑膠。」（一九九六年三月、第四冊、第三期〈生物訊息﹕農業生物科技評論（monitor）〉。

36.� 分子生物學加約翰‧費根（John Fagan）博士警告說，這些塑膠中所用的新成份，是可能對動物與人類有害的毒性油脂。因此，當相互授粉的情形發生在野生的蕓薹植物上時，野生的植物產生對鹿、兔子、其他野生動物，以及人類有害的物質。（私人通訊）

37. 基因學家約瑟夫‧康明斯（Joseph Cummins）警告說﹕「這種令人質疑的試驗，將蠍子的毒素基因植入一個昆蟲的濾過性病原體中，然後將補補貼貼的濾過性病原體，噴撒在田野間的農作物上。動過手腳的濾過性病原體具強大的威力，能消滅昆蟲，包括害蟲、它們的天敵、和傳播花粉的媒介者。蠍子的毒素被人吃下後，可能並不造成威脅，但是對於切割的傷口和未瘉合的潰爛傷口造成的後果，令人擔憂。這種毒素經常是過敏原，以及神經毒素。食物過敏引發的後果，包括偏頭痛乃至死亡。如果一個小型的實地試驗沒有妥善的籌劃及控制，將帶來切身的危險。基因的重組是此類試驗中的重要考量，蠍子的毒素基因可通過重組，而傳播到吸血或是吸花蜜的昆蟲。得到毒素基因的濾過性病原體，將建立新的生態優勢，形成可畏的寄生蟲。」（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冊〈基因補貼的憂慮〉第三頁。）

38.� 在中國大陸，「國家蛋白質工程與植物基因工程實驗室」[英譯]、兼北京大學副校長的陳章良[譯音]教授，主管一個「將人類基音植入番茄與甜椒中，以控制其成熟的實驗室。」（〈中國科技之一大突躍〉�亞瑟‧費雪（Arthur Fisher）著、一九九六年八月的〈通俗科學〉特刊﹕中國的科學與科技，第四十二頁。）

39.� 見刊載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新科學家〉的「代用父親」一文。

40.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IP/Biodiv 新聞〉。有關『生命異種製版』（xenographs）的進一步的資料，請參考艾力克斯‧費諾等著、紐約州「醫藥研究現代化委員會」的「豬、靈長類、疫病﹕動物---任體器官移殖之通俗手冊」，無出版日期。

41.� 倫敦（聯合新聞）�英國在星期四禁止將動物器官移殖到人體，並聲明必須先對疾病傳播的危險做進一步的暸解。政府指派的一組專家，先前提出報告，主題是關切動物器官中的濾過性病原體，在移殖後會給人類帶來新的疾病，政府有鑒於此而做出這項決定�。我們已知道豬是帶有數種「逆轉病毒」�這一科的濾過性病原體包括了HIV�其中的一種還是兩年前才被發現的。研究顯示，其中某些會感染實驗室中的動物細胞�。不過英國已經表明，如果有需要，將會動用緊急法令以禁止人體試驗�。所用的豬隻是以人類基因來培養的，以便為它們的器官散覆上人類的分子，以防止在移殖到病人身上時，發生嚴重排斥的情形�。（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聯合新聞。）

42.� 何（ Ho 譯音）一九九六年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新科學家〉第二十九頁中的資訊所做的報告。

43.� 橫向基因轉移是指「以濾過性病原體感染的方式，通過片斷的基因物質，亦即脫氧核酸（DNA），經由細胞從環境裡接收，或藉由非常態的無親屬關係品種間的交配，而將基因轉移到無親屬關係的品種。」（何梅文[Mae-Wan Ho譯音]著〈基因工程﹕美夢抑或噩夢〉第十三頁。）

44.� 同上，第一九一頁。

45.� 見傑瑞米‧儒傅金（Jeremy Rifkin）著〈生物科技之世紀〉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頁。

46. 『拜思大學(Bath University)『成長生物學』教授、兼胚胎學先驅的強納森‧斯萊克（Jonathan Slack）宣佈，他可以藉由操縱特定的基因，輕易地創造出無頭青蛙的胚胎�。他宣稱此項突破可用於人類的胚胎，因為同樣的基因，在青蛙與人類的身體裡，從事相似的作用。斯萊克說，用完整複製的人類胚胎來培養器官，是不可能的，除非先將人殺死，而這樣形同謀殺�。斯萊克的觀念激怒了部份的學者。牛津大學的動物道德家安德魯‧林西（Andrew Linzey）教授，駁斥他的研究。林西說﹕ 「這種思想令人難以置信。這是科學法西斯主義，因為我們將創造出其他的生命，而它們生存的唯一目的，是為主宰者服務。創造變形的生命是道德退化。」不過其他的科學家支持斯萊克，提高這樣具爭議性研究的知名度�。倫敦大學學院的應用醫藥生物學教授陸易斯‧吳波（Lewis Wolpert），聲稱斯萊克的建議完全合理，並且原則上是可行的。「這裡沒有道德的問題，因為我們沒傷害任何人。問題是公眾能否接受，關鑑在於會不會令公眾覺得『噁心』。」』（刊載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倫敦週日時報〉的「無頭青蛙替人類器官工廠開道」一文。）

47.�

� 教科書上說，在食物中的脫氧核酸（DNA）應該會被消化掉而摧毀，但是杜夫勒（Dorfler）與他的學生瑞納‧舒柏特（Rainer Schubbert）發現，當他們名為M13的細菌型濾過性病原體餵與老鼠時，約有七百個「字母」長的脫氧核酸（DNA） �足夠包含一個基因�部份的基因物質，存活下來而出現在糞便裡。研究人員懷疑，是否有一些基因的片斷已經透入老鼠的細胞。他們提取老鼠的細胞，以染色分子探測，如果染色分子與M13結合，就會發出光。探測的分子不單在腸內，更在脾臟、白血球和肝臟內發光。杜夫勒表示﹕「它們並不難找。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每一千個細胞中就有一個濾過性的脫氧核酸（DNA）。」通常脫氧核酸（DNA）在細胞中待的時間不久，過了十八小時之後，多數的細胞都有方法將濾過性的侵入者排除。但是杜夫勒推測，偶爾一些外來的脫氧核酸（DNA）仍會留存下來。

48.. 基因學家約瑟夫‧康明斯（Joseph Cummins）評論道﹕

� 脫氧核酸（DNA）經由食物而併入人體染色體一事，仍然是鮮活的議題。事實證明的確有合併的情形��。細胞吸收後，在某些案例中，可能引發apoptosis（細胞自殺），但是杜夫勒證明成熟健康的細胞的確會將外來的脫氧核酸（DNA）併入染色體內。目前對這種合併的情形下斷言還過早，由於食物是各種的免疫與自動免疫疾病，乃至精神病的幫兇（嚴重慢性消化不良（Celiacs）出現的精神疾病的機率非常高），對於併入脫氧核酸（DNA）的疾病所扮演的角色，應該調查，避免盲目地妄下結論。在進化的歷史上，都有特定食物的脫氧核酸（DNA）被併入體腔細胞的染色體內。基因工程的危險，在於極度擴大地併入濾過性促進物質（promoter），細菌性基因和人造基因（普遍為Monsanto公司所使用），將引發新的危機�。（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八日私人電子郵件通訊。）

亦參考R.舒伯特（R. Schubbert），C.賴特曼（C. Lettman）與W.杜夫勒（W. Dorfler）合著、刊載於一九九四年第二四二期的〈分子基因學〉第四九五至五0四頁的「攝取的外來（phage M13）脫氧核酸（DNA）在腸胃道中短暫存活、並進入老鼠的血液」一文。

48. 『常久以來的假設是我們的胃腸充滿酵素，能快速地消化脫氧核酸（DNA）。在一項試驗濾過性脫氧核酸（DNA）在胃腸中存活的研究裡，老鼠被餵以細菌的濾過性病原體的脫氧核酸（DNA），其中一大部份在通過胃腸之後存活下來，並且進入血液。研究小組證明攝取的脫氧核酸（DNA）最終不單到達了老鼠的胃腸細胞裡，更到了脾臟和肝臟的細胞，以即白血球細胞。「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每一千個細胞中就有一個濾過性的脫氧核酸（DNA）。」』引用何（Ho，譯音）之著作，第一四一頁。

49.� 對抗生素具抵抗力的生物的蔓延，是基因工程一項危險的副產品。抗生素具抵抗力的基因，在接和基因的過程中，經常被用來做為標記基因，它們繼而能經由橫向轉移而蔓延。如前所述，抗生素被大量的噴灑在農作物上，以反制所謂終結者科技的效應。

50.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科學〉第一二三三頁。

51.� 約翰‧費根（John Fagan）博士著「色胺酸之結論」一文，公佈在http://home1.swipnet.se/~w-18472/jftrypt.htm。顯然，基因工程改造的色胺酸，又在市場上出現了，並仍然具有與當初引發問題時，相同的危險特性﹕

� 根據美國研究人員所言，重新處方的食物補充品，可能含有與先前被禁的產品相同的有害汙染物。L-色胺酸是一種天然存在的氨基酸，一九九0年，當日本爆發了罕見的、名為「嗜酸性細胞增生肌痛症候群」（eosinophilia myalgia syndrome，簡稱EMS）的血液疾病時，發現了二者之間的關連。那次疾病的爆發影響了一千五百人，並導致三十人死亡。對於這被促銷為幫助睡眠和飲食的產品，研究顯示它含有一種無法鑑定的汙染物質，俗稱「X頂峰」。科學家無法確定是這汙染物質，或是 L-色胺酸，或是二者的組合而導致疾病。數家廠商後來將產品重新配方，新的品牌包含5-氫氧化-L-色氨酸（hydroxy?）。這種產品在美國毋需醫師處方就可以買到。明尼蘇達州「美優診所」的研究人員史逖芬‧內勒（Stephen Naylor）與傑洛德‧葛萊契（Gerald Gleich），檢查了六種品牌，以確定其中含原汙染物的成份。他們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公佈說所有的六個品牌都顯示了「X頂峰」的特徵。其中所含的成度，是檢驗的原產品中成度的3%到15%不等。葛萊契說，他們尚未聽聞新產品與任何EMS的爆發有關，但是他表示「有這個潛能。」內勒和葛萊契的發現，公佈在九月刊的「自然醫藥」雜誌上，而食品藥物管理局也宣佈，它已經證實了這項結果。（「重新配方的食物補充品與被禁的原處方一樣壞」[由沙恩‧摩理斯（Shane Morris）公佈在GENTECH@ping.de listserv上]）。

數篇有關此主題的文章，包括上述的研究報告，都刊載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三五二冊、第九一二九期的〈刺絡針〉上。

52.� 約翰‧費根（John Fagan）著、公佈於http://home1.swipnet.se/~w-18472/jfassesss.htm的「基因工程改造食物之安全與營養品質」一文。

53. 馬克‧布魯穆（Marck V. Bloom）博士著、公佈於http://www.gene.com/ae/RC/CT/polymerase_chain_reaction.html的「聚合脢連鎖反應」一文。

54. 何梅文[Mae-Wan Ho譯音]著〈基因工程﹕美夢抑或噩夢〉第一一0頁。

55. 〈冰鑿的冒險﹕前腦葉白質手術的簡史〉一文，改編自羅勃‧楊森（Robert Youngson）與伊恩‧蕭特（Ian Schott）合著、倫敦的『羅賓森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醫學失誤〉一書。改編版權為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週日獨立報〉所有。

56.� 見玟黛娜‧施華（Vandana Shiva）著〈生物盜竊〉第十九頁起以下（ff=and the following ones）的簡述。亦參考見玟黛娜‧施華（Vandana Shiva）著、馬來西亞第三世界網出版的〈生物科技與環境〉，無出版日期。

57.� 例如，見菲立浦‧貝瑞埃諾（Phillip L. Bereano）在他的「身體與靈魂﹕生物科技的代價」（刊載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的〈西雅圖時報〉第B5頁）一文中，探討一位西雅圖商人約翰 ‧摩爾（John Moore）有趣的遭遇。../GEessays/Biotech%20Price.htm。蒙蒂‧保森（Monte Paulsen）在「生物科技之盜竊」（刊載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菲爾費德郡週刊〉）一文中，亦討論了這個案例。

58.� 例如，數年前我與一位在這個領域裡非常傑出的教授談話，他是一所著名大學的系主任。對於基因工程理論上可能的一些嚴重危險，他曾公開發表文章。後來他被同事公然指責為無的放矢，恐嚇大眾，將他列入黑名單，以致他申請政府資金時，遭到拒絕，即使日後的實驗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也無濟於事。